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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田野”中的人类学与民族学

2015-1-3 23:45| 发布者: xjich| 查看: 456| 评论: 0|原作者: 郝时远|来自: 中国社会科学网

摘要: 【内容简介】在西方人类学、民族学传入中国一个世纪之际,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在中国云南拉开了帷幕。本文以大会主题——“人类、发展和文化多样性”为中心,分析阐述了中国丰富的人类学、民族学历史 ...

【内容简介】在西方人类学、民族学传入中国一个世纪之际,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在中国云南拉开了帷幕。本文以大会主题——“人类、发展和文化多样性”为中心,分析阐述了中国丰富的人类学、民族学历史资源,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视角论述了西方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的早期实践,对新中国展开的民族识别田野和民族发展田野所昭示的当代发展进行了论说,指出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事业跻身于国际学界未来发展的努力方向。

  【关键词】“中国田野”;人类学;民族学

  【作者简介】郝时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学部主席团秘书长、学部委员、研究员。

  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已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百年来,中国学者在引进、传播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运用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和方法发掘、观察、记录、描写、研究“中国田野”的实践中,努力构建和发展着中国的人类学和民族学。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的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已经确立了稳定的、重要的学术地位,形成了中国科学大厦不可或缺的学科支点。同样,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的许多大学,包括最知名的大学都建立了日益扩大的教学、研究实体,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知识传承、专业训练的学术“孵化器”。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在中国改革开放推动的学术事业发展进程中,很多学者都对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进行了学术史的回顾和研究。①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围绕第十六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昆明大会的主题——“人类、发展和文化多样性”,对“中国田野”中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历史资源、“西学东渐”的早期实践和当代的发展做些评介。②

  一、“中国田野”具有丰富的人类学、民族学历史资源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不仅由于中国在亚洲大陆具有广阔的地理学版图,而且在于这一历史地理范围具有相当广泛的古人类遗迹和文化多样性的历史渊源。

  从20 世纪初德、法学者在中国发现疑似和确凿的古人类化石开始,国际学术界的古人类研究视野转向了中国,激发了中外学者在中国寻找人类远祖化石的梦想。1921 年,瑞典人安特生(J . G. Andersson) 在中国周口店发现了人类牙齿化石,由此展开了中国古人类研究的先声。1929 年,中国青年学者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其形态与1891 年在爪哇发现的直立猿人十分相似。随着人工打造石器的出土,1931 年来自法国的旧石器权威学者步日耶( H. Breuil) 证明了周口店石器的人工性质。此后,周口店遗址相继出土了40 多个个体的人类化石、数以万计的石器、用火遗迹和采集狩猎遗物,周口店遗址成为旧石器时代人类社会生活场景的一个代表性例证。

  1949 年以后,中国的古人类化石在更广阔的范围出土。中国的古人类学者不仅陆续发现了多种古猿化石,而且发掘出了许多直立人( Homo erectus) 、智人( Homo sapiens) 的化石,以及十分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迹。中国大地上古人类化石不仅分布广泛,而且时间跨度也相当大。为学术界所确认的距今170 万年的元谋人,是目前中国,乃至亚洲发现的最早直立人。在今天中国的土地上,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遗迹数以百计,旧石器时代遗址数以千计,新石器时代遗址则数以万计。中国是世界上研究人类起源和进化资料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些丰富的古人类化石和遗迹的资源,不仅为中国进入有文字历史后记述“五方之民”提供了历史源流的脉络,而且展开了中国“五方之民”互动关系的历史视野。

  在中国浩繁的历史文献中,记录了大量文化多样性的群体及其互动关系。在汇集先秦儒家学说的《礼记》一书中,对“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中华夏”构成的“五方之民”的描述,开启了中国古典民族志的先河,对当时中国大地上承载着文化多样性的人类群体及其互动关系作出了精要的记述: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③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们的资质才艺,必然因其所处的气候和自然地理环境而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性情、观念和行为方面,而且表现在饮食、器物、工具、服饰、居所等方面。“五方之民”语言不通、观念不同,相互沟通需要翻译。以中原文化之礼仪观念教化四方,需随其风俗习惯;以中原文化之政令法律统一四方,需因地制宜。

  可见,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观念中,不仅形成了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民族志认识,而且揭示了文化多样性与生态环境的密切关系,进而产生了在礼教、政令、法律统一条件下尊重文化多样性的民族观。而这种观念正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和而不同”观念在族际关系方面的集中体现。因此,如果说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希罗多德、塔西佗古典民族志的渊源,且被誉为“人类学之父”, ④那么中国先秦时期“五方之民”的民族志记录和“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思想观念,无疑也可喻之为东方的“民族学之母”。

  中国的古典学术并无分科的传统,古代儒者均以博学自居,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但这些博学鸿儒却术业有专攻,或历史、或义理、或词章等。虽然中国古典学术成就和文人墨客的研究取向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边界,但是中国古代图书的四部分类——经、史、子、集——则体现了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学科门类。所谓“经部”,指儒家的学说,具有哲理、思辨、礼乐、伦理等方面的特点,属于基本理论范畴,以《十三经》为代表;所谓“史部”,指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包括编年史、专门史、法典、职官制度沿革、地理志、行政志、各类政书等,其中有官修的正史,如详载中国古代王朝承袭的《二十四史》,也有民间修撰的各类野史等;所谓“子部”,主要指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内容涉及哲学、名学、法学、医学、算学、兵学、天文学、农学、宗教学、方法论等专门学问;所谓“集部”,主要指诗词文赋、文学戏剧等作品,以个人命名的专集则突出了著作者广泛涉猎的综合性特点。这种“四部”分类源起于汉代,至唐代得以完备。在“四部”分类之下,也形成了几十种更加细致的分门别类。这些分类中都程度不同地关涉到中国“五方之民”的内容,体现了中国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渊源和演进过程。

  修史纂志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最重要的传统之一,也是中华文明不断传承、发展的重要依托。在中国古代浩繁的历史文献中,无论是中央王朝的官修历史,还是文人墨客的民间著述,无不包含了大量的民族志资料。从司马迁《史记》的《匈奴列传》,到《清史稿》的“土司”、“藩部”列传,中国历朝各代的官修历史都详述了“五方之民”及其后裔的源流、族称、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产方式、生活器物、心理、行为和他们在与中原王朝互动中发生的社会文化变迁。而大量的民间著述则出现了许多具有典型民族志的专书、专论。如清代官吏黄叔璥所著《番俗六考》,堪称第一部全面记录18 世纪20 年代台湾原住民社会生活、文化习俗及其社会变迁的民族志。⑤黄叔璥也因此被视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先驱”。⑥

  从古老的博物志《山海经》所记述的异域地理、山川鸟兽、神话传说、巫术宗教、部落民俗等内容,到《越绝书》、《华阳国志》等地方志,不仅形成了中国“古者九州有志尚矣,书存禹贡、周纪职方,春秋诸侯有国史,汉以来郡国有图志”的传统,而且其编修大都具有“兼记事记言之体,自山川、物产、民俗、政教沿革废置,是非善恶、灾祥祸福,无不当载”的特点。⑦因此,在现存的8000 多部古代方志中,存录了大量的民族志资料。

  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也记载了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志资料。如唐代著名僧人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以其研究佛教史、交通史、民族史和文化交流史的珍贵价值被翻译为英、法、德、日等文字在世界范围广为传播。在这类记载中,有些记录是对一些古老社会及其文化形态最早的文字记录。例如,元代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记载了地处贝加尔湖东北地区的驯鹿文化,精要地描述了该地区“畜鹿如牛马,使鹿牵车”,“人衣鹿皮, (鹿) 食地苔,其俗聚木为屋”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特点。今天,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在环北极圈进行驯鹿民族( reindeer herder s) 调查时,这些记载提供的历史纵深感依然令人震撼。同时,系统记录别国历史民族志的著作则属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1295 年,周达观奉命出使真腊(即今天的柬埔寨) 。这部根据实地观察完成的著作,对当时的吴哥王朝及其社会、文化、习俗进行了40 个门类的民族志描述。这部著作的珍贵价值,在于它是记录13 世纪吴哥王朝社会状貌的唯一著作。公元1405 - 1433 年,郑和率领明朝官方的庞大船队七度远航,遍及东南亚、南亚、西亚,远抵东非海岸,访问了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回了大量的世界信息,记录了大量的异域之民、他国之俗,是研究当时相关国家、相关民族的珍贵民族志资料。

  语言文字是人类思维交流的工具、知识传承的载体。中国的语言文字资源也十分丰富。中国的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用汉字记载的历史资料极其丰富。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多语言、多文字的国度。在中国“五方之民”及其后裔中,使用的语言分别归属于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和印欧语系,创制的文字多达几十种,其中既有东巴文这样的象形文字,也不乏借助汉字创制的文字,甚至还有世界上唯一的女性专有的文字——女书。最新的调查表明,中国现存的语言达130 种之多。⑧目前中国通用的文字,除了汉字外,还有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

  中国古代的岩画分布十分广泛,大体上也分为南方和北方两个系统。南方的岩画主要分布在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藏、福建和江苏等地,大多为红色涂料绘制,图形比较抽象和符号化。北方的岩画则分布于内蒙古、新疆、宁夏、甘肃、青海等地,其中以阴山、贺兰山、阿尔泰山等山区分布最多。这些岩画大都为磨制、刻制、敲凿,主题大多为狩猎、游牧、动物、战争、舞蹈等,同时也包括生殖崇拜、毡帐、车帐、星辰日月、原始信仰、人形面目和符号。这些岩画的时间跨度很大,最早可以推溯到新石器时代。这些岩画资料不仅为解读远古人类的社会生活和不同文化的人群提供了重要资料,而且也为古生物学和环境科学提供了历史线索。

  作为远古岩画传承的艺术,在中国古代建筑、洞窟、墓葬等遗址中发现的壁画和雕塑,也包含了大量人类学、民族学图像资料。建筑、墓葬中的壁画及大量陪葬的陶俑、器物, 大多反映了人物和各种生活场景。除了艺术价值外,在表现人的体貌特征、服饰、生活器物、社会角色和尊卑关系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其中也包括中国“五方之民”互动关系的内容,如汉阳陵出土的兵马俑中,多有北方游牧民族特征的武士,表明了当时汉朝军队中吸收了北方少数民族,为文献资料提供了佐证。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洞窟艺术,大多为宗教体裁,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信仰体系的神圣故事和教义经典。在这些岩画、壁画、雕塑和文本资料中,以图像形式遗存的“五方之民”及其文化资源相当丰富,为打开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历史视野提供了广阔空间。

  此外,在中国古代也存在着以“类族辨物”为特点的分类传统。1903 年,著名的法国社会人类学家爱弥尔•涂尔干( Emile Durkheim) 和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 ,发表了被誉为“社会学年鉴”学派最富启发性和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即《原始分类》(De Quelques Formes Primitives De Classification ) 。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认为“中国没有氏族的观念”。中国的分类传统是“星相”、“占卜”、“四季”、“节令”等。⑨这篇论文被译为英文时,罗德尼•尼达姆(Rodney Needham) 在导言中对此进行了严肃批评,认为涂氏的判断是“空口无凭的假定”和“他们借以支持其论断的有关中国的证明都是查无实据的”。⑩事实上,在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中,“族”(family) 的概念由来已久、源远流长。“族”的分类从血缘、家庭、姓氏、亲属、地位、阶级、“夷夏”、邦交等诸多方面渗透于古代社会之中,成为划分人群的分类学概念。

  认同(identity) 是当代最流行的话语之一,认同也是最古老的观念之一。在现代认同中,“我的自我定义被理解为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回答”。[11]事实上,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也就是识别“谁非我”的问题,自识与排他是认同“硬币”的两个面向。现代认同与古代认同的主流取向并不相同,现代认同趋向于对“宏大叙事”的解构而寻求自我,古代认同趋向于“通天下之志”的整合而辨识“化外”的他者。因此,中国古代社会的认同虽然也包括了自识与排他这两个面向,但其主流的取向是从个体向集体的发展过程,即通过家族、氏族、宗族的认同,向“国民”、“国族”渐次放大的认同建构过程。正如维柯所说:古代各民族的贵族政体有两个永恒特征,即保卫其疆界和制度,而“在这疆界上首先要划定的是家庭的界限,其次是部落或氏族的界限,后来是各族人民的界限,最后才是民族国家的界限”。[12]因此,古代社会的认同在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上,主要是通过强调“谁非我”,即所谓“非我族类”来实现的。在中国古代“君子以类族辨物”的观念中“, 非我族类”的辨识是一个广泛的命题。对所谓君子而言,小人、恶人都属于“非我族类”。同时,不同宗族、国族之属,也属“非我族类”,进而扩大到置身于“礼制”教化之外的蛮夷戎狄之“族类”。“化内”身份归属是通过与“化外”身份归类的比较加以确定的。但是,自古以来中国的“五方之民”及其后裔们持续不断的互动,形成了中国传统的“民族”概念和观念。[13]它与古代西方源自古希腊文化的ethnos、nation 具有同类意义。

  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构成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的本土背景和丰厚土壤。

  二、西方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田野”中的早期实践

  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宇宙观念是“天圆地方”,而“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14]这种认为中国位于天地中心的观念,直接导致了先秦时期的“五方之民”文化观和民族观。早期的“华夏”中心,到春秋战国不断融入中原并认同“华夏”的“四夷”,使中原地区的“诸夏”随着秦王朝的建立而进一步整合,其中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实行的“书同文”、“车同轨”和度量衡的统一,对中国主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虽然在每一个朝代中遵循皇族的血脉承袭,但是各个朝代的更迭则大多是“五方之民”的嬗替。在中国古代官修的编年史中,“四夷”民族建立的中原政权可谓比比皆是。这些问鼎中原的民族,都遵循或模仿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建立统治模式,甚至借用汉字形态、笔划创制自己的文字,如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这些历史事实表明,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华夏”中心与“四夷”边缘的互动关系中,从来没有封疆裂土的保守和分离。正因为如此,从秦王朝开始大规模修筑的军事防御设施——万里长城,除了试图防范游牧民族袭扰中原农业社会的作用外,也从来没有成为中国古代的国家边界。

  清朝时期,中国虽然在很多方面仍保持了世界领先的地位,但是它所面对的世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西方在经历工业革命洗礼和构建民族国家的进程中走向了世界。在这一过程中,美洲大陆、非洲大陆、澳洲大陆、南太平洋诸岛都经历了残酷的殖民征服,病菌、基因的“哥伦布交流”(Columbian exchange) 及其“生态帝国主义”,新世界的金银对世界存量和货币流动的影响,不仅造成了新大陆土著社会及其文化的毁灭性灾难,而且也造就了18 世纪世界体系中的欧洲霸权。在西方人的全球扩张中,东方、中国一直是欧洲人的“大陆神话”。因为当时世界经济的中心在亚洲“, 中国、日本和印度居于前列,东南亚和西亚紧随其后”。[15]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经济秩序和社会文化生活也面临着外来因素的冲击。

  1793 年7 月,英国使臣马嘎尔尼( George Macartney) 勋爵率领庞大的船队抵达中国,目的是打开中国的市场,建立贸易关系。然而,中英文化的礼仪之争和中国“康乾盛世”的优越自傲,使乾隆皇帝拒绝了英国的请求。对这一礼仪之争的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解读虽然视角不同,无论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在传统与现代交际中的冲突,还是帝国主义的扩张野心与天朝大国的自我保护,抑或是政治理念方面英国人的“主权平等”与清王朝的“差序包容”的帝国构建, [15]这次交往失败导致了英国以鸦片为主的走私贸易侵袭中国,最终爆发了1840 年的鸦片战争。古老、传统的中国被纳入了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

  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无论是至高无上的皇帝,还是束缚于田亩的农民,这一历史变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从泱泱“天朝上国”的骄傲落入了丧权辱国的屈辱,从文化博大的优越落入了技不如人的自卑。这一切迫使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并涌现了一大批救亡图存的先驱者。他们开始翻译和介绍西方的资料,为中国人打开了世界视野。被誉为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1785 - 1850) ,主持编辑了《四洲志》,率先为国人展开了世界的视野。其后,魏源(1794 - 1857) 编辑的《海国图志》及其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对中国的近代社会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方文化中的“民主”、“科学”概念和各种政治理论、学术思想开始大量传入中国。这就是对中国近代历史影响巨大的“西学东渐”。西方民族学知识的传入,为中国人认识自身的文化多样性和国家统一性产生了重大影响。一种新的民族观念开始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nation) 概念及其理论话语传到了中国。“民族”一词的广为使用,与中国在沉沦中崛起和寻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直接相关。

  1905 年,刘师培的《中国民族志》面世。这是中国学人在西方民族学知识影响下撰著的第一部中国民族志。这部著作在反映中国“五方之民”互动历史脉络的同时,出于对国家危亡的深切忧虑提出“保同种”、“排异族”的振兴汉族之策。当时对这种民族主义话语的阐释,一方面出现了以塑造“黄帝”为标志的“黄汉民族”祖先崇拜,另一方面又迎合了所谓汉族源于西方的假说。正是在这种矛盾的民族主义心态中,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吸收和应用西方民族学理论时,一方面解释着晚清中国的危局,另一方面构建着中国的民族(nation) 。由此推动了中国民族史、文化史研究,也为民族学和人类学知识的传播创造了社会条件。

  自1902 年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之后,对中华民族的解读,成为中国社会由传统王朝体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中的关键词。1911 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的封建王朝历史。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民统一性进程中,孙中山先生的中华民族观念也经历了从狭隘民族主义到成为代表中国各个民族总称的演变。这一演变过程不仅引起了学术界长期的争论,而且也推动了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传入中国的过程,也是中国学者理解、阐释和应用本土的过程。阐释民族学及其基本概念和理论的中国学人,莫过于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教育家蔡元培先生(1868 - 1940) 。1926 年,他在《说民族学》一文中指出“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他认为,通过民族学的视野,不仅能够对中国历史文献所记载的远古文化现象做出科学的解读,而且能够使人们认识和把握文化传承发展的脉络。他特别强调了现代民族学的记录“就是事实要从考察上得来”的原则。[17]这对中国学者形成重视田野工作的学术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之际,正是中国第一所国家级的科学研究机构——国立中央研究院筹备之时。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后,在社会科学研究所中设立的第一研究组即是民族学组,院长蔡元培兼任了组长。与此同时,在广州成立的中山大学,也在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民俗学等方面展开了科研与教学的实践。这些学科性研究实体和教学科系,逐步聚集了中国第一代留学海外归来的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学者。

  20 世纪30 年代,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发展出现了高潮。更加科学规范的学术引进形成规模,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形成了学习先进、应用本土、深入田野、创新发展的基本取向。1934 年,蔡元培在《民族学上之进化观》一文中,结合古今中外各民族的发展现状,从多方面论述了民族进化的历史脉络,揭示了这种进化“并非以新物全代旧物”,而是现代与传统并存的现实。[18]无疑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视角。1934 年,中国学界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民族学会《, 民族学研究集刊》也应运而生。一大批依托于中国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包括台湾的原住民调查) 的学术成果也相继刊布。

  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科学事业的发展,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依托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历史学,所以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始终是民族学、人类学发展中的重要支柱之一。在上世纪30 年代中国民族学、人类学迅速发展的时期,以中国民族史冠名的著作也纷纷出版,相关的论文大量刊发。其中,1936 年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是第一部把人类学与历史学紧密结合的著作。这些著作在解读中国“五方之民”互动的历史的同时,都对“中华民族”这一称谓和含义进行了探讨。在有关“中华民族”概念的学术争论中,以历史学家顾颉刚和社会学、民族学家费孝通进行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战最具代表性。[19]1939 年,顾颉刚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从历史上民族同化和融合的视角,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民族从秦朝开始就逐步在血缘和文化上融为了一体的观点,他所论证的“中华民族”就是不断融入少数民族成分的汉族。费孝通在《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一文中,则从“民族”概念入手,分析了中国人由不同文化、语言、体质的群体组成。总之,前者强调了中华民族的单一性,后者强调了中国民族的多样性。围绕这一问题的学术讨论,特别是历史学与民族学的对话,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几十年后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概括的历史背景。

  学术界有关“中华民族”的争论,也引起了中国政治领域的重视。1939 年12 月,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做出了新的解释:中国“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20]这一阐释是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客观把握,由此也确立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21]的民族国家观。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事业的发展,伴随着从封建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伴随着中国的国家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命运。因此,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也必然体现出中国学术传统中“经世致用”的治学特点。著名民族学、历史学家马长寿先生在倡导人类学应用于边疆政治研究时指出:“中国的人类学,固然不能放弃人类共同的一方面,但尤须注重中国人独有的一方面。”[22]这种“独有的一方面”,也就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在发展中形成了多学科结构的综合学术领域——民族研究(ethno - national studies) 。

  1949 年以后,民族研究这一学术领域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三、当代“中国田野”的主题——“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

  上世纪50 年代,是中国经历了百年内忧外患后走上国家独立、人民自主、恢复经济、建设国家的时代。对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事业来说,人类学、民族学在这个时期以非同寻常的形式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多文化的“中国田野”。

  早在20 世纪30 年代,民族史学家江应樑先生就指出:“能对于中国领土中全部民族的各个分子均有一个彻底的明了认识,方能说得到了解我们自己,方能说复兴中华民族之道。”[23]在1956 - 1964 年间,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界展开的前所未有、规模巨大的少数民族语言、社会、历史调查,是对中国多民族国情进行认识的一次重大科学活动。在此期间,1956 年中国科学院建立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1958 年吸纳了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许多知名的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专家,建立了民族研究所。[24]国家级的少数民族事务研究机构的建立,不仅表明了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事务的高度重视,而且也为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事业奠定了从中央到地方、从科学研究机构到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发展基础。

  参加这次田野工作的学者总数达到1400 多人,他们的足迹遍布了全国各个民族地区,通过实地调查和历史文献研究,从数百个纷繁复杂的“自称”和“他称”中,进行了民族识别,为中国政府确认各个少数民族在政治、社会中的平等地位提供了科学依据。确立了中国是由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确立了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 是由56个民族(nationalities) 组成的统一体。中国的民族识别是国家主导下的科学实践活动,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少数民族共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赋予少数民族根据本民族、本地区的实际发展经济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的自主权利。这就是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涵,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保护。

  对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事业来说,这次旷日持久、规模巨大的田野调查,不仅为国家的少数民族事务提供了丰富的实证资料和重要的智力支持,而且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次田野工作实践了为每一种语言写志、为每一个民族修史的学术目标,完成了数百部著作。当时拍摄的10 多部民族志影片,开创了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先声。这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在当时的科学条件下完成的最好的学术成果,是一笔十分宝贵的学术财富。在大陆开展这项大规模田野工作的同时,1949 - 1965 年间,台湾的人类学民族学界也开展了以原住民为主的田野工作。

  如果说20 世纪50 年代开始的上述调查研究,是为了赋予和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那么1978 年以来展开的田野,则是以各民族共同发展为主题的田野。发展,是当代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经济地理意义上的西部地区,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等原因,与东南沿海地区存在着巨大的发展差距。因此,关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重视程度最高、投入力量最多的一个田野工作方向。

  这一时期,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的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体制中享有了日益重要的地位。以西方为主的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经典著作、前沿作品大量译介到中国。大批的中青年学者走进了发展的田野,其中包括留学国外的学人对“中国田野”的普遍回归。他们在对前辈学人经典田野回访的同时,展开了更加广泛深入的田野工作。学术关注从经济发展扩展到社会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如文化、语言、教育、生态、疾病、旅游、信仰、社会性别、认同、城市化,等等。多学科的介入及其所建立的学术支点,使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的科学实践为“人类学是一门多维度的学科”[25]提供了证明。

  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落地生根最成功的西方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中,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民族现象的理论也成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指导思想。虽然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研究,在中国更多体现于哲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关注,但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对马克思有关摩尔根《古代社会》的读书笔记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著作的研究却相当深入。同时,在这一思想体系下,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以及苏联的民族学理论,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影响广泛,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的专门学科。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再度出现且更大规模的“西学东渐”,中国学界的国际视野也随之扩展。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理论、学派和方法,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中国化”已经成为中国学界努力探索的重大问题。继承中国的学术传统、吸收先进的学术成就、发展中国的学术特色,已经成为学界的思考和实践。[26]在这方面,外国学者和中国台湾、香港学者,在中国大陆展开的田野工作及其刊布的学术成果,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本土化”的发展具有重要启发。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田野工作围绕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等现实问题,努力探索符合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十分注重多样化生产生活方式中蕴含的传统智慧、地方知识和乡土文化,尤其关注文化认同、濒危语言、民间信仰、族际关系、自治权利、消除贫困、社会和谐等问题。这些研究取向及其宗旨,立足于中国政府所倡导的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观,立足于保护和传承文化多样性的国际共同理念,立足于构建和谐社会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发展目标,体现了“应该以人类学的方式设计发展,真正的发展是人的发展”[27]这一观点。

  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离不开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交流与合作。在上个世纪初期,就有很多国际知名的学者在中国开展人类学、民族学的田野工作和教学、研究工作。他们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起步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在古人类学研究领域,德日进( P. Teilhard de Chardin) 即是“对中国的广义的古人类学成绩卓著,贡献涉及面最广的一位”[28]法国学者。1949年以后,古人类学研究依托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国际古人类学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具有很强的国际交流和对话能力。

  在相对传统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方面,虽然仍属于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体系中比较稀少的学科,但是它与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分子生物学的结合,也形成了具有发展潜力的实体。随着20 世纪90 年代分子生物学研究方法的兴起,中国作为唯一的发展中国家参与了国际基因组的研究工作。同时,开展了中国多民族国家遗传多样性的研究,对中国各民族的体质特征和遗传多样性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差无几的学术成果,“是中国人类基因组研究中最有特色、也是最受国际关注的一个亮点”, [29]同时与国际同行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这方面的研究,也十分重视吸收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民族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在多支点的发展中,国际化程度并不平衡。比较而言,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古人类学、分子生物学方面的国际性影响显著,哲学社会科学范畴的人类学、民族学及其所关涉的诸多学术方向的国际化程度则参差不齐,其中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国际化程度较高,台湾、香港的人类学民族学界的国际对话能力、交流合作能力具有优势。近些年来,中国民族研究领域的一些传统学科或专门学问,如民族历史学、蒙古学、藏学等,在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吸收借鉴方面日益增强。同时,中国学界对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少数人权利、原住民运动、公民社会、多元文化主义、国际移民等话题,也加强了研究。总体来看,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已经形成了开放、发展的态势,一系列的国际合作研究正在进行,中国学人的海外民族志田野工作也初步展开。

  美国人类学家顾定国( Gregory E. Guldin) 曾说:“中国人类学家自己在看待人类学时十分强调历史的重要性,而历史在他们所阐述的人类学中的确也很重要。”[30]确实如此。民族历史研究在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虽然这与中国古代历史学比较发达的传统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热衷于人类学的原初论( Primodialismus) ,而在于中国古代文化多样性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十分密切,相互影响很大。脱离这一历史背景,很难准确把握中国多民族的现实。在民族历史的国际对话中,除了蒙古学、藏学、突厥学等方面的历史研究外,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界尚不广泛。但是有关中国的近代历史研究,在关系到中国的种族、民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等议题方面正在形成国际交流、对话的重要方向。在欧美国家有关中国的近代区域史研究、地方史研究中,人类学民族学成分日益突出。

  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日益扩大的人口流动。其中,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最为显著。在这种流动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随着市场经济的拉动和城镇化的推进,不断改变着东南沿海地区和内地的城市人口结构。同时,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的过程,也伴随着就业、教育、语言文化环境适应、宗教信仰和传统生活习惯的需求等问题。这种现象不仅使国家的少数民族事务延伸到了城市,也为都市人类学的兴起创造了条件。中国都市人类学会作为第一个加入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 IUAES) 的学术团体,显示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已展开城市的田野。

  从20 世纪80 年代初,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与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之间就建立了日益密切的交流合作关系。多名中国学者相继进入联合会任职。中国曾成功地举办过联合会的中期会议。从第十一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大会开始,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历届大会。第十六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大会在中国举行,正是这种对话、交流、合作的结果。

  中国是一个人类学、民族学资源丰富的国度,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欠发达的国度。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历史有过曲折,但是发展的现状充满活力。中国是一个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也是一个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因素并存的国家。在这样一种长期的社会变迁中,社会制度的完善、社会问题的消解都处于一个动态过程。因此,中国的学术体制、学术规范、学术责任也将随着这一动态过程而趋于完善。通过广泛深入的国际学术交流,可以加快这一过程。

  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有广阔的田野资源,这是学术发展的土壤。在学术界日益重视田野工作的情况下,宏观的视野与微观的视点不可偏废。宏大叙事对乡土、草根的忽略,自我意识对公共权益的忽视,都难以产生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历来有应用性强的特点,这是“以人类学的方式设计发展”的题中之意。但是,应用性强并不意味着对理论提炼和方法更新的忽视。中国需要在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有本土特色的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和方法。没有学科理论的发展,没有科学方法的创新,就不可能有效地实践应用。

  第十六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大会在中国举行,这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有史以来与世界各地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进行最广泛交流的机会,也是世界各国学者最集中了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现状的机会。我相信,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将把握这一机遇,为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跻身于国际学术界,为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的繁荣发展做出共同的努力。

  注释:

  ①美国人类学家顾定国( Gregory E. Guldin) 1994 年发表的《中国人类学逸史》( The Saga of Ant hropology in China ) ,堪称第一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史。其后,1997 、1998 年王建民等中国学者完成了内容厚重的《中国民族学史》(上、下卷)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4 年,宋蜀华、满都尔图主编的《中国民族学五十年》(人民出版社) 面世。2006 年,胡鸿保主编的教材《中国人类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这些著述的出版,为学术界了解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系统的知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为第十六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昆明大会提供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百年纪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年版) ,以编年的体例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百年发展做出了更加细致的记述。

  ②本文的主要部分已经在第十六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昆明大会作为主旨演讲进行报告,其中删节版也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 年7 月30 日) 上刊布。同时,本文也是中国学界提交这次大会的学术交流资料《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历史基础与现实发展》(光盘版) 的浓缩。

  ③《礼记•王制》。

  ④参见[英]罗伯特•莱顿著、蒙养山人译:《他者的眼光——人类学理论入门》,华夏出版社2005 年版,第1 页。

  ⑤参见郝时远:《清代台湾原住民之民族志——〈番俗六考〉》,罗贤佑主编:《历史与民族——中国边疆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版。

  ⑥参见卫惠林《: 台湾土著族群研究的趋向及其问题》《, 台湾文献》第13 卷第2 期,1962 年。

  ⑦(元) 张铉:《至大金陵新志》原序,四库全书本。

  ⑧参见孙宏开、胡增益、黄行主编:《中国的语言》,商务印书馆2007 年版。

  ⑨参见[法]爱弥尔•涂尔干、马塞尔•莫斯著,汲喆译,渠东校《: 原始分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73 - 83 页。

  ⑩罗德尼•尼达姆:《〈原始分类〉英译本导言》,[法]爱弥尔•涂尔干、马塞尔•莫斯著,汲哲译,渠东校:《原始分类》,第108 页。

  [11][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著、韩震等译:《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01 年版,第49 页。

  [12][意]维柯著、朱光潜译:《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年版,第494 页。维柯这里所说的“民族国家”并非现代意义的民族- 国家(nation - state) ,而是指城邦国家。

  [13]参见郝时远《: 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 民族研究》2004 年第6 期。

  [14](宋) 石介《: 中国论》《, 徂徕集》卷10 ,四库全书本。

  [15][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年版,第232 页。

  [16]参见[美]何伟亚著、邓常春译《: 怀柔远人:马噶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第251 页。

  [17]参见蔡元培《: 说民族学》《, 一般杂志》1926 年12 月号。

  [18]参见蔡元培《: 民族学上之进化观》《, 新社会科学季刊》第1 卷第4 期,1934 年。

  [19]参见顾颉刚《: 中华民族是一个》《, 益世报》1939 年2 月13 日;费孝通《: 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 益世报》1939 年5月1 日;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1939 年5 月8 日;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 《, 益世报》1939 年5 月29 日。

  [20]毛泽东《: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622 页。

  [21]《抗日战士政治课本》(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 页。

  [22]马长寿《: 人类学在我国边政上的应用》《, 边政公论》第6 卷第3 期,1947 年。

  [23]江应樑《: 广东瑶人之今昔观》《, 民俗》第1 卷,1937 年。

  [24]这两个研究所于1962 年合并,称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77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该研究所隶属关系随之改变,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2002 年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25][法]埃德加•莫林、安娜•布里吉特•凯恩著,马胜利译《: 地球祖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年版,第55 页。

  [26]这方面代表性的著作,如王铭铭:《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27][法]埃德加•莫林、安娜•布里吉特•凯恩著,马胜利译:《地球祖国》,第109 页。

  [28]吴新智《: 德日进在中国古人类学创建时期》《, 第四纪研究》第23 卷第4 期,2003 年。

  [29]金力、褚嘉祐主编:《中华民族遗传多样性研究》,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年版,第2 页。

  [30][美]顾定国著,胡鸿保、周燕译:《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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